汤寒林表示，我国数据交易发展已走过了最艰难的“从零到一”的起步阶段，正在“从一到十”的完善发展阶段，数据交易已经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布局，期待在三年内出台垂直行业的数据交易细则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李览青 上海报道随着数据要素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，数据交易市场正迎来第二次蓬勃发展的机遇期。

一方面，为完善数据交易配套措施，多地积极筹建数据交易场所，据记者不完全统计，贵州、北京、广东、深圳、上海、湖南等地均已建立新型大数据交易所。另一方面，促进数据开放的相关政策条例也逐步出台，目前上海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江西等多地均出台地方性政策推动数据进一步开放。

作为从2016年成立于贵州省贵安新区的国有数据资产代运营服务商，汤寒林与他创立的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数据宝”）目前是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的股东方与运营方，是广西经济社会云大数据交易中心承建方之一并负责代运营工作、是湖南大数据交易所顶层规划/平台建设及代运营的主要合作企业。

自201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至今，数据交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贵州等地在探索数据交易的过程中吸取了怎样的经验？数据交易市场建设的下一步在哪里？带着这些问题，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数据宝创始人、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汤寒林。

汤寒林表示，我国数据交易发展已走过了最艰难的“从零到一”的起步阶段，正在经历“从一到十”的完善发展阶段，数据交易已经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布局，期待在三年内出台垂直行业的数据交易细则。

数据交易“从零到一”的艰难起步

21世纪：你2016年成立数据宝，参与到贵州当地的数据交易市场建设，是出于怎样的契机？

汤寒林：数据宝虽然是在2016年成立的，但我们团队从事数据要素市场化相关行业已经有18年。2014年，贵州省政府批准成立贵阳大数据交易所（下称“贵阳大数所”），这也是我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。我们落户贵安新区的时候，贵安新区想设立一家与贵阳大数所错位发展的品牌公司，以政府参与、市场化运作的形式设立数据交易平台。这就是数据宝成立的来龙去脉。

21世纪：可以详细介绍一下贵阳大数所与数据宝的区别吗？

汤寒林：我们最早的定位是做一个数据交易的平台，相当于给数据产品提供一个挂牌交易的场所，大数所是对数据交易进行撮合。但在运营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单纯做交易平台的业务模式太单薄了，所以我们开始探索国有数据的代运营，帮助国有数据资源方对数据要素市场化运营，具备包括数据治理智能化、建模加工产品化、场景应用商品化，最后一步才是我们最早定位的流通交易合规化。

21世纪：但我们知道，早期贵州的数据交易并不活跃，你认为当时探索数据交易模式的难点在哪里？

汤寒林：确实有这个问题，我们早期认为数据交易只是做“交易”环节，但事实上没有加工治理以及商品化的流程，会出现没有产品可交易的情况。另外，当时普遍数据开放的意愿不足，没有足够的交易量来支撑交易市场的发展。

但并不是说数据交易就没有活跃的市场。事实上，一直以来有大量的黑灰市场数据交易，只是当时亟需建立合规、安全的数据交易市场。所以在2015、2016年，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政府都意识到需要建立起数据交易的场所，把这块市场摆到阳光下来。

21世纪：过去贵州的数据产业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，据你了解，为吸取过去的教训，贵州省未来在数据产业上将采取哪些措施？

汤寒林：一直以来，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都是贵州省三大战略之一，包括在今年国务院发布的“二号文”中，都明确提出贵州作为数字经济创新区的战略定位，所以贵州省对于大数据产业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。贵州在发展大数据产业的过程中，之前出现过有些企业奔着补贴或项目而来，补贴少了或项目没有就跑了的现象。针对这个问题，贵州现在从补贴变为投资的形式，通过产业基金重点扶持省内大数据企业发展，其中包括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种子期、初创期、成长期大数据企业。

去年贵州颁布的《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基金管理办法》就提到，将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突出重点、扶优劣汰、规范管理、防控风险”的原则，委托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管理，以股权投资的方式，与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大数据产业子基金，省大数据局负责基金的重大事项决策和协调。

政策落地推动数据交易迎来第二次发展机遇

21世纪：回顾你从2016年至今参与数据交易市场建设的经历，你认为当下我国数据交易与过去相比有哪些变化？

汤寒林：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层政策法规的支持。2015年，国务院发布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，第一次提出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，明确了支持大数据交易市场的发展，但怎样支持、怎样发展还没有很明细。2020年4月，中央文件又明确指出数据要素是第五大生产要素，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，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、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、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。

近两年来，在2017年施行的《网络安全法》的基础上，《数据安全法》与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相继出台，也进一步引导数据行业合规发展。尤其是《数据安全法》要求数据处理相关服务应当取得行政许可，数据要素就和土地一样，要通过持牌经营的官方机构进行处理、交易。相信在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的情况下，未来黑灰产的数据交易会逐步减少。

21世纪：你认为目前我国数据交易进入了怎样的阶段？还有哪些难点和痛点？

汤寒林：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“从零到一”的阶段，目前应该是在从“一到十”的过程，离从“十到N”就不会太远了。

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国有数据的代运营，以国有企业为例，公司拥有庞大的数据资源但却不会用，缺技术、缺运营、缺营销。尤其是现在上海要求探索数据资产价值量化，将数据资产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，以数据资产价值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性成效，这对很多企业来说压力比较大。

但我们也要看到，国有企业的数据开放和数字化转型就像爬山，不同企业之间会存在分化，或者要经历一个转型过程。个别企业是走在前面的“领头羊”，“大部队”可能还在后面慢慢前进，但在头部企业做出成绩后，暂时“掉队”的企业一定会跟着模仿。花园里一棵桃树已经开了花，离春色满园就不远了。

21世纪：你刚刚提到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压力很大，从数据宝进行国有数据代运营的过程中，遇到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

汤寒林：在我们运营国有数据的过程中，最大的问题在于完成数据要素市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链条太长，单项目投资回报需要三四年的周期。从数据原材料到数据商品规模销售，需要一个包括数据清洗治理、数据建模加工成半成品，多源数据半成品融合成成品，数据商品场景应用及流通交易等环节的长链条，这是一个多环节、高技术难度、强综合能力要求的长链条。完成这样的一个闭环，需要花费的时间周期很长，前期投资需要过个三四年才会看到回报的苗头。

21世纪：你认为从“一”到“十”的这个阶段中，数据交易市场建设的下一步重点在哪里？

汤寒林：我们现在支持数据产业大的法律框架已经出来了，还需要对垂直行业出台具体细则来完善法律体系。我们期待在未来三年内，出台针对如金融、交通、医疗等垂直行业的全国性数据交易细则，通过对不同行业特色数据来进行规范，指导各行各业数据交易的蓬勃发展。

（作者：李览青 编辑：张雅婷）